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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葉良芳 ]——(2003-5-23) / 已閱18584次

    嚴打要求與刑罰適用原則

    葉良芳


    嚴打,是指在特定時期內,政府部門、司法機關對特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予以重點打擊和防范的一種刑事司法和社會綜合治理活動。它是國家通過刑事政策調整打擊犯罪的方向和力度,確定把某些犯罪作為特定時期的打擊重點,以實現(xiàn)有效懲治犯罪,維護法律秩序的目的。嚴打要求有三點,即打擊犯罪要從重、從快和從嚴。而刑罰適用原則主要有:刑罰相適性原則、刑罰及時性原則和刑罰必定性原則。嚴打要求與刑罰適用原則具有密切的聯(lián)系:嚴打實際上是刑罰適用原則的運用和具體體現(xiàn),刑罰適用原則對嚴打斗爭具有導向和指引功能。本文主要從刑罰適用的角度,論證嚴打綜合整治斗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從重要求與刑罰相適性原則
    無庸置疑,從我國當前司法狀況來看,對一些犯罪尤其是有組織犯罪、帶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犯罪和流氓惡勢力犯罪;爆炸、殺人、搶劫、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盜竊等嚴重影響群眾安全的多發(fā)性犯罪,有罪不究、以罰代刑、重罪輕刑、罰不當罪、查處不力等現(xiàn)象是客觀存在的。上述案件的發(fā)案率一再攀升,犯罪行為實施者的氣焰非常囂張,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危及社會穩(wěn)定,社會危害性極大。這次嚴打提出對這些犯罪予以從重打擊,是糾正對其懲治不力、罰不當罪的現(xiàn)象的必要舉措,將極大地震懾住一大批犯罪分子。
    這里的“從重”,是指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和幅度內對犯罪分子判處相對較重的刑罰,而不是超出法定范圍,搞法外定刑。詳言之,即根據具體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在刑法明確規(guī)定的范圍內,該判處重刑的,絕不能尋找種種借口判處輕刑;該判處實刑的,絕不能適用或變相適用緩刑,以體現(xiàn)嚴打斗爭的政治原則性和法律嚴肅性。
    嚴打從重要求實際上是刑罰相適性原則的體現(xiàn)。所謂刑罰相適性原則,是指對犯罪人所判處的刑罰,應當與犯罪行為的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相匹配、相對應,與行為人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呈一種正比例關系。簡言之,即重罪重刑、輕罪輕刑;罪刑相當,罰當其罪。刑罰相適性原則源自刑法三大基本原則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其實質是要求刑罰的設定和適用必須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保持一種合理的對稱關系,以滿足預防犯罪的目的需要。刑罰學之父貝卡里亞提出的設立罪刑階梯的觀點鮮明地體現(xiàn)了這一原則。他認為,所有的犯罪,從最嚴重的犯罪,到最輕微的犯罪,都可以根據社會危害性大小排成一個由高到低的階梯,而刑罰也應當由重到輕,作相應的階梯排列。他是從刑罰制定的角度來論證刑罰相適性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司法是立法的延伸和實現(xiàn),不言而喻,司法上更應貫徹和執(zhí)行刑罰相適性原則。
    刑罰相適性原則是預防犯罪的必然要求!爸灰塘P的惡果大于犯罪所帶來的好處,刑罰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這種大于好處的惡果中應該包含的,一是刑罰的堅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喪失,......”①費爾巴哈基于人的避苦求樂的本能而提出的心理強制說,雖然重在強調刑罰的威嚇作用,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蘊含著欠缺的刑罰量不足抑制犯罪欲念、難以預防犯罪的思想。一般來說,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法益越重要,犯罪人通過犯罪活動所獲得的滿足感就越大,促使人們犯罪的動機、力量就越強,阻止這種犯罪欲念的阻力也應當越大,即刑罰應當越重。過輕或過重的刑罰都有害于刑罰目的的實現(xiàn)。刑罰過輕,罪犯受不到應有的懲罰,會減弱和抹殺刑罰的威懾力,甚至使罪犯在得大于失的誘惑下,不斷實施犯罪;刑罰過重,則可能促使罪犯增加對犯罪的吸引力和神秘感,從而產生難以抑制的犯罪沖動,或者為了逃避過重的刑罰而不顧一切孤注一擲牽連實施其他犯罪。因此,刑罰的輕重應當與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相適應,應當符合預防犯罪的需要。
    從重打擊不是過重打擊,不是對犯罪人施加的刑罰越重越好,而是應以刑罰相適性原則為指導,根據具體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具體情節(jié),在法定范圍內判處相對較重的刑罰。之所以要對某些犯罪予以從重打擊,主要原因是這些犯罪在特定社會形勢下的社會危害性較之在常態(tài)時期為重。社會危害性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隨著時間、場所、環(huán)境等的變化,行為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身危險性的事實境況并不是超時空的,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社會形勢下,同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是有變化的。①在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犯罪活動猖獗、社會控制力減弱的社會大環(huán)境下,同一犯罪行為所產生的社會危害性及其負面效應較之在良好的社會治安狀態(tài)下要嚴重得多。“刑罰世輕世重”,隨著社會治安狀況的變化,對某些高發(fā)案率和性質嚴重的犯罪,予以從重打擊,是符合刑罰相適性原則要求的。
    二、從快要求與刑罰及時性原則
    “從快”是嚴打斗爭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也是嚴打的基本要求之一。所謂“從快”, 是指在遵循法定訴訟程序的前提下,盡快推進偵查、起訴、審判等各種程序運行,縮短辦案時間,提高訴訟效率。它要求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期限內快速立案、快速破案、快速審理、快速裁判和快速執(zhí)行,以最快的速度促使刑罰在罪犯身上獲得實現(xiàn),發(fā)揮其威懾效力。這一要求的要旨有三點:一是必須嚴格執(zhí)行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關于辦案期限的規(guī)定,堅決杜絕超期辦案;二是應當在法定辦案期限內加快工作節(jié)奏,力求縮短訴訟時間,盡量防止拖延;三是注意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訴訟權利的保護,不能任意侵犯、剝奪和限制。之所以要從快打擊犯罪,與刑罰資源的稀缺性特征是分不開的。刑罰種類、刑罰威懾效力、刑罰適用人員及配套物質裝備等的有限性決定一個國家可以適用的刑罰量在一個單位時間內有一個固定額。要發(fā)揮這一刑罰額的最大功效,就必須加快刑事執(zhí)法的運轉速度。
    嚴打從快要求與刑罰及時性原則的內涵是一致的。所謂刑罰及時性原則,是指刑罰的裁斷、執(zhí)行與犯罪行為的實施、完成之間的時間間隔應當保持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刑罰的適用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效。刑罰來得過于遲緩,無疑會使刑罰的功能大打折扣。刑罰不僅有預防犯罪的功能價值,更有實現(xiàn)社會正義的目的價值。刑罰及時性的公正意義在于,它能夠盡快使惡行得到懲治,滿足惡有惡報的社會公眾普通的正義觀念;它能夠撫慰被害人受傷的心靈,避免私人復仇行為的發(fā)生;它能夠盡早結束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判決前的監(jiān)禁狀態(tài)以及解除由此帶來的對自己的命運捉摸不定而產生的精神折磨;它能夠使守法公民受到教育和鼓舞,進一步強化和鞏固其守法意識。
    刑罰的及時性原則體現(xiàn)了訴訟機制所追求的效率這一價值目標。高效率的訴訟活動要求司法人員通過最佳的方式,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程度地滿足人們對正義、自由和秩序的需求。訴訟效率既體現(xiàn)了法律對訴訟活動各個階段的時限要求,更折射出社會公眾對及時裁判的渴望。高效的訴訟活動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礎,公正的司法是高效的訴訟活動的結果和體現(xiàn)!斑t來的正義是非正義”,如果訴訟過程是低效率的、遲鈍的,則難免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訴訟拖延而遭致?lián)p害,從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刑事訴訟證據因未及早搜集保全而湮滅,證人的記憶力因時間推移而可能大幅衰退,從而難以揭示和查明案件事實真相;案件的處理過程和結果也難以得到訴訟各方和社會公眾的認可和接受。這次嚴打提出的“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不在枝節(jié)問題上糾纏”,正是訴訟效率的要求,是刑罰及時性原則的體現(xiàn)。
    及時的刑罰能夠強化犯罪與刑罰之間的聯(lián)系,有效地抑制人們的犯罪動機!胺缸锱c刑罰之間的時間隔得越短,在人們心中,犯罪與刑罰這兩個概念的聯(lián)系就越突出、越持續(xù),因而,人們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罰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結果!雹龠@種觀點已為科學所證明。心理學揭示,生物體均具有正負強化的機制,這種正負強化的效果與獎懲措施的速度成正比。如果對犯罪反應遲鈍,偵查破案不及時,審判工作拖沓,犯罪心理就會被強化,刑罰的威懾作用就會大大降低;如果對犯罪反應及時,在其剛發(fā)生或在完成犯罪之前就遭到社會的保護性反應,行為人即被捕獲,則能產生良好的刑罰懲罰和威懾效應,潛在犯罪者將不敢貿然實施犯罪。②司法實踐也表明,犯罪行為被偵破揭露的時間長短直接影響著刑罰與犯罪之間的反射關系在公眾心目中的能否確立及其鞏固程度,影響著刑罰的威懾效果,進而影響刑罰預防犯罪的效果。
    三、從嚴要求與刑罰必定性原則
    一般人將嚴打的基本要求理解為兩項,即從重打擊和從快打擊。但筆者認為,嚴打整治斗爭活動應該還有另一項基本要求,即“從嚴”打擊。“從嚴”,是指司法機關要充分發(fā)揮職能作用,提高破案率,降低特定犯罪的黑數(shù),使刑罰成為犯罪的必然后果。亦即要嚴密刑事法網,使一切觸網之魚不管如何掙扎,絕無脫網的希望和可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關職能部門和社會公眾的力量應當聚集在一起,形成打擊犯罪合力,使犯罪分子如過街老鼠,無處藏身。任何一個犯罪分子一旦實施了犯罪,不管其隱蔽多深,潛逃多遠,偽裝多么巧妙,都應將其挖掘出來并充分暴露在陽光下,使其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從某種意義上說,“從嚴”打擊犯罪對已然犯罪分子和潛在犯罪人更具有威懾力,更能充分發(fā)揮刑罰的功能。這一要求主要內容有:一是要充分發(fā)揮司法人員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偵查水平和破案能力;二是要深挖黑社會犯罪等的保護傘,堅決予以打擊和鏟除;三是要強化犯罪與刑罰的天然聯(lián)系,不能有罪不罰;四是要注意對特定被告人正確適用非刑罰處置措施。
    從嚴要求是貫徹刑罰必定性原則的必然結果。刑罰必定性原則,是指有罪必罰,無罪不罰,使刑罰成為犯罪確定不移的必然后果,從而在刑罰與犯罪之間建立一種天然的伴生關系。刑罰的威嚇作用不僅體現(xiàn)在其極端嚴厲性上,更體現(xiàn)在其不可避免性上!皩τ诜缸镒顝娪辛Φ募s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這種必定性要求司法官員謹守職責,法官鐵面無私、嚴肅認真,而這一切只有在寬和法制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有效的美德!雹佻F(xiàn)代刑罰司法理念更是特別強調刑罰應確定不移地成為犯罪的后果,以此達到遏制犯罪的目的,并不追求刑罰的殘酷、無節(jié)制。只要刑罰是犯罪不可避免的后果,只要其最終必定要降落在犯罪者身上,即使懲罰本身并不嚴苛,也會對犯罪者產生極大的威懾力;相反,即使刑罰十分嚴厲,但只要逃脫刑罰懲罰的概率很高,則行為人極易產生實施犯罪行為的沖動。實踐中,貪污賄賂等犯罪呈現(xiàn)的前仆后繼現(xiàn)象與該類犯罪過低的刑罰實現(xiàn)率而帶給行為人實施犯罪的僥幸心理不無關系。
    要建立刑罰與犯罪之間天然的伴生關系,以下兩點必須做到:首先是要周密立法,嚴格遵循“嚴而不厲”的刑罰設置原則,嚴指刑事法網嚴密,刑事責任嚴格;厲主要指刑罰苛厲,刑罰過重。嚴而不厲,是指擴大犯罪圈,增加刑罰規(guī)模,降低刑罰強度。②完善的立法應不給狡猾的犯罪分子留下逃避懲罰和規(guī)避法律的空隙,使其沒有法律的漏洞和空子可鉆。其次,要嚴格司法,提高破案率,降低犯罪黑數(shù),盡量使一切已然的犯罪行為都受到揭露和懲罰。列寧曾指出:“懲罰的防范作用決不在于刑罰的殘酷,而在于有罪必究!薄皯土P的警示作用決不是看其懲罰嚴厲與否,而是看有沒有人漏網。重要的不是懲罰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雹蹞芯,罪案的總數(shù)被揭露到50%時,犯罪者就會住手觀望,不敢隨便下手作案;犯罪被揭露到50%時,膽小的犯罪者就得改業(yè),另謀出路;犯罪者的犯罪,如被揭露到80%以上時,罪犯只有自首投案或潛伏他鄉(xiāng)逃避。①可見,犯罪案件被司法機關偵破的概率越高,對犯罪分子的震懾力就越大;相反,如果案件不破不立、久攻不破,罪犯逃避刑罰懲罰的僥幸心理就會激增,犯罪與刑罰之間的天然聯(lián)系的觀念在其心中就會被大大弱化,實施犯罪的欲念和沖動將不斷得到強化。因此,在嚴打整治斗爭中,必須抓住破案率這一關節(jié)點,貫徹落實刑罰必然性原則,充分發(fā)揮刑罰對犯罪者和潛在犯罪者的威懾效應。(作者單位: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qū)人民法院)

    備注:本文系2001年刑法年會交流論文,載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熱點疑難問題探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① 貝卡里亞著、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頁。
    ① 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頁。
    ① 貝卡里亞著、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② 王順安:《刑罰預防新論》,載《政法論壇》1998年第1期。
    ① 貝卡里亞著、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頁。
    ② 儲槐植:《嚴而不厲:為刑法修訂設計政策思想》,載《刑事一體化與關系刑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頁。
    ③ 《列寧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頁,第356頁。
    ① 公安部安全研究所編著:《你感覺安全嗎?──公眾安全感基本理論及調查方法》,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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