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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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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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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修改對于公司實踐的若干影響
谷景生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１０月２７日表決通過修訂后的公司法。與現(xiàn)行公司法相比，在章節(jié)設計、避免條文重復、規(guī)范用語方面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在具體規(guī)定中有很多新鮮亮點。公司法的修改必將給市場經濟和公司實踐帶來很大的影響。
一、設立公司的門檻降低
原公司法對于公司的注冊資本采取法定資本制，要求注冊資本金額高，并且需要一次繳足。過高的限額使得很多有意投資注冊公司的人游離與市場之外，一次繳足資金又往往導致公司注冊后大量資金閑置卻又不能抽回。新公司法采取折衷授權資本制，有限公司取消了按照公司經營內容區(qū)分最低注冊資本額的規(guī)定；允許公司分期繳清出資；將最低注冊資本額降至人民幣３萬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降低為５００萬元，并且可以分期繳清出資。根據(jù)新公司法，出資3萬元就可以注冊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原來是１０萬元，而且僅僅限于科技開發(fā)、咨詢、服務性公司）；首次出資100萬元就可以注冊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原來是1000萬元。足見成立公司的門檻是大大降低了，這樣有利于促進投資，避免注冊資金的閑置。這對于一直以來想注冊公司卻又缺乏資金的投資者而言，無疑是一副催化劑，可以預言，公司法修訂后，注冊公司的數(shù)量會大幅上升。目前國企改制正在進行，在此過程中也將成立大量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冊資本的降低和分期繳清的規(guī)定，對于這些將要成立的公司以及管理層、廣大職工是一個大大的福音，僅這一點改動，對于促進國企改制的順利進行具有重大的意義。
與此同時，應當注意到門檻的降低勢必造成注冊公司的泛濫和交易秩序的混亂，原來的法定資本制雖然限制了投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市場的安全。我國目前尚沒有完善的信用監(jiān)管和評價體系，國人信用觀念淡漠，信用的維持仍處于自發(fā)或放任自流階段，國家尚未制定專門的信用法律，有關信用管理和服務的實踐也剛剛開始。在我國現(xiàn)在的信用狀況下，降低公司準入門檻，無疑為惡意圈錢的人開了制度上的口子。美國實行授權資本制，理論上講一美元就可以成立一家公司，其資本運作的安全卻沒有因此而降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相關法律極為健全，并且信用觀念已深入人心。我國的信用和司法現(xiàn)狀決定了公司準入門檻的降低在促進經濟、提高效率同時，必然要付出交易安全降低的代價。因此，在入門松動的同時，必須加強嚴格執(zhí)法。
門檻降低的另一表現(xiàn)是擴大了出資形式，取消了無形資產在注冊資本中比例的限制。修改后的公司法中，增加知識產權、股權等可以用貨幣估價并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出資方式，取消以工業(yè)產權、非專利技術作價出資的金額不得超過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20的限制。雖然增加了全體股東的貨幣出資金額不得低于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30％的規(guī)定，但是在實踐中影響并不大。
二、“一人”可以設立有限責任公司
是否可以設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一人公司”）的爭論在學界由來已久，這次以法律的形式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肯定的答案。一人公司不同于個人獨自企業(yè)，個人獨自企業(yè)的投資人承擔無限責任，一人公司承擔的是有限責任。就公司實踐而言，一人公司的規(guī)定同樣降低了公司設立的門檻，同樣會帶來注冊公司的熱潮。需要提醒的是，自由和限制一向是形影不離的，在享受一個人創(chuàng)業(yè)樂趣的同時，廣大投資者應當了解法律對于一人公司的約束也要大于普通公司。表現(xiàn)在：1、一人公司仍然實行法定資本制，即股東一次足額繳納章程規(guī)定的出資額，注冊資本最低限額高于普通公司，為10萬元；2、一個自然人只能設立一個一人公司；3、應當在營業(yè)執(zhí)照中注明“自然人獨資或者法人獨資”；4、潛在的無限責任的風險，即一人公司的股東不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于自己的財產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無限責任。
允許設立一人公司給了投資者更多的選擇，給市場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同時也給司法實踐出了一道不小的難題，僅就追究一人公司無限責任的判斷而言，如果掌握的過于寬泛，將造成股東利用公司的幌子逃避債務；如果過于嚴苛，又會造成執(zhí)法者任意侵犯股東的個人利益。因此，司法實踐急切呼喚相關細化的規(guī)定的出臺。
三、提高公司章程的地位，強化股東意思自治
原公司法有關公司的議事程序等方面強制性的規(guī)定過多，沒有突出公司章程的作用。公司章程都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主要是為應付注冊登記，毫無個性可言，更別說操作性了。公司章程是股東的“大憲章”，公司章程沒有自由的空間時間上意味著公司股東的自我意志受到限制，公司獨立的法人人格沒有受到充分的尊重。修改后的公司法將公司章程的地位大大提高，強化了股東意思自治。如利潤分配（第35條）、股東會議規(guī)程（第42條）、股東大會的表決權（第43條）、公司經理的職權（第50條）、公司股權的轉讓（第72條）、自然人股東資格的繼承（第76條）等，以上均確立了章程規(guī)定優(yōu)先適用的原則，即在公司章程的規(guī)定和公司法的規(guī)定不同時，適用章程。這樣的規(guī)定在新公司法中比比皆是，必將促使所有的股東都積極參與章程的制定，制訂出專門適用本公司的章程。 這對于提高章程的效力以及規(guī)范公司的運作具有很大的意義。
四、加強對弱者的保護
表現(xiàn)在對于中小股東的利益的維護以及職工利益保護的加強。
新公司法第75條規(guī)定在某些情形下，對股東會議決議投反對票的股東可以請求公司收購其股權。這條規(guī)定在公司實踐中對于加強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保護是很必要的。中小股東由于在表決權上的劣勢，諸如不向股東分配利潤、延長公司經營期限等表決決議如果與其意志不同，而其股權又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轉讓時，有了上述規(guī)定，可以使得他們避免因遵守與自己意志相反的決議而帶來的損害。又如股東查詢公司資料信息范圍增加，強化了股東的查詢權（第98條），這對于在實踐中不易掌握公司信息的中小股東是一種保護。新公司法第41條和102條均規(guī)定了在董事會和監(jiān)事會不履行召集股東會會議職責時，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決權（或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183條規(guī)定在公司發(fā)生嚴重困難，繼續(xù)經營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時，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10％以上的股東可以請求法院解散公司。
通過上述規(guī)定，在保障大股東“資本決定權”的同時，給了處于資本弱勢的中小股東維護自身權利，發(fā)表不同意見的途徑。
保護弱者還體現(xiàn)在對于職工利益的保護。突出的進步是新公司法明確規(guī)定公司工會代表職工與公司簽訂集體合同。勞動合同中的勞動者個人，比起集體合同中的職工集體，其地位、實力都懸殊較大。所以，個人勞動合同對于勞動者的保護往往不如集體合同的保護力度強，過去集體合同的簽訂多見于國有企業(yè)，公司法的規(guī)定包括各種公司，這就使集體合同更能起到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作用。
五、平衡權力，加強制約
新公司法在公司組織機構權力的設計上，鮮明的體現(xiàn)出對于董事長權力的弱化和監(jiān)事會職能的強化。
新公司法第13條規(guī)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公司章程規(guī)定，由董事長、執(zhí)行董事或者經理擔任，這就改變了原公司法規(guī)定法定代表人只能由董事長擔任的規(guī)定。另外再看董事會會議的召集和主持的規(guī)定：原公司法規(guī)定“在董事長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副董事長或者其他董事召集和主持”。新公司法規(guī)定，“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副董事長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半數(shù)以上董事共同推舉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董事長喪失了“指定權”。新公司法去掉了原公司法120條“公司根據(jù)需要，可以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在董事會閉會期間，行使董事會的部分職權”的規(guī)定。以上新公司法對于董事長權力的弱化是顯而易見的。這對于避免在公司實踐中董事會“一言堂”的局面具有積極的意義。
新公司法強化了監(jiān)事會的職能。比如新增規(guī)定監(jiān)事會職工代表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將監(jiān)事會的監(jiān)督人員范圍由董事、經理擴大到董事和所有高級管理人員。另外新公司法對于監(jiān)事會的職權、議事規(guī)則、費用承擔增加了許多新規(guī)定。
董事長權力的弱化和監(jiān)事會職能的強化，使得公司組織結構之間的制約機制產生應有的作用，從而強化了公司的監(jiān)督機制，有利于保護股東、職工利益，維護交易安全。
六、法官可以“揭開公司的面紗”否定公司的人格
新公司法第20條第3款規(guī)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一條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長期以來，面對公司股東利用公司惡意逃避債務的行為，能否揭開公司的面紗要求股東直接承擔責任？法官在執(zhí)法時沒有法律的依據(jù)。這一條規(guī)定無疑是雪中送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鑒于目前我國司法實踐的現(xiàn)狀，為防止走向另一個極端，相關規(guī)定急需細化。
七、國有獨資公司相關規(guī)定
從國有獨資公司的定義和其章程的制定看，國有獨資公司確立了行政部門（即國有資產監(jiān)督管理機構）參與公司經營的模式。同時規(guī)定董事會成員和監(jiān)事會成員（職工代表除外）由國有資產監(jiān)督管理機構委派，進一步明確了行政部門向公司委派組織機構成員。這和過去行政部門向國有企業(yè)委派經理、書記在表現(xiàn)形式上是類似的。這樣由政府部門參與的公司在市場經濟中和其他公司會處于同樣的地位嗎？另外，派選的董事、監(jiān)事的身份沒有規(guī)定，能否是國有資產監(jiān)督管理機構的公務人員？原公司法第58條規(guī)定“國家公務員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監(jiān)事、經理”。新公司法將這一條去掉了，這一細微的變化，不知道是因為該條規(guī)定原本屬于畫蛇添足，還是為國有獨資公司委派具有公務員編制的人員擔任董事、監(jiān)事留下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原《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31條規(guī)定“公務員不得經商、辦企業(yè)及其他營利性的經營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四十二條修改為“公務員因工作需要在機關外兼職，應當經有關機關批準，并不得領取兼職報酬”。國有獨資公司的章節(jié)經過爭論雖然保留下來了，但是其中還有很多問題。
八、新公司法其他亮點
1、確定公民對于注冊公司的查詢權
新公司法第6條：“公眾可以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查詢公司登記事項，公司登記機關應當提供查詢服務�！遍L期以來，在實踐中，各地工商部門對于公眾查詢公司登記事項的態(tài)度各不相同，對于律師查詢工商登記檔案，有些地方甚至明確規(guī)定沒有立案手續(xù)不得查詢。公司法這一條清晰的確立了公眾的查詢權和登記機關的義務，對于公司公示制度的進一步確立和消除實踐中的錯誤認識意義非凡，令廣大公眾特別是律師拍手稱快。
2、規(guī)定股東的公示義務
新公司法第33條：“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fā)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边@一條確立了第三人以公示記載的名冊作為認定股東資格的原則，從而解決了司法實踐中記載股東與實際股東不同而又關系到第三人的利益時，法院難以裁決的難題。
3、股東可以不按出資比例分紅
新公司法規(guī)定無論是有限責任公司還是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均有權約定不按照出資比例分紅。在過去的實踐中很多公司在章程中作這樣的規(guī)定，均被工商部門拒絕。紅利分配是股東自己的事情，過于干涉分配方式不利于公司靈活的分配機制的建立。
新公司法條文中抓人眼球的地方還有很多，例如確定獨立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法律地位、關聯(lián)關系的規(guī)定（第125條等）、股東訴權的規(guī)定（第152、183條等）、股份激勵機制的規(guī)定（第143條）、公司投資不再受不得超過凈資產50％的限制等等。
專家鑒定與法官斷案
谷景生
在一些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如果涉及某些專業(yè)法律問題，往往會由當事人或者法院聘請相關的專業(yè)人員進行鑒定，出具鑒定結論。在老百姓的眼中，這些專業(yè)人員經常被稱作專家，其作出的結論習慣被叫做專家鑒定結論。從證據(jù)的角度，雖然專家鑒定結論不必然被采納，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通常會采信專家結論。然而在實踐中，我們經常會遇到令人哭笑不得的甚至明顯違背常識的專家結論。試舉一例，邵某被人刺傷左背部，被同伴送往某縣醫(yī)院搶救，醫(yī)院為邵某做了檢查，初步診斷為失血性休克、左背部刀刺傷，對邵某只進行了表面?zhèn)诳p合。四個小時后，邵某死亡。由于涉及刑事案件，經縣公安局法醫(yī)尸檢，邵某“左肺葉下緣有一4厘米創(chuàng)口，右肺下葉側緣有一3.5厘米創(chuàng)口”、“下腔靜脈胸部有一4.2厘米貫通創(chuàng)，主動脈胸部血管有一1.6厘米破裂口”，縣公安局對邵某的死亡原因作出法醫(yī)鑒定結論為：“邵某系被他人用單面刃銳器刺破下腔靜脈血管和主動脈血管致失血性休克死亡”。邵某刀刺傷及內臟器官，卻未被醫(yī)院檢測出。死者家屬隧以醫(yī)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將醫(yī)院告到法院，法院委托市醫(yī)學會進行醫(yī)療事故技術鑒定，鑒定結論為不構成醫(yī)療事故。參與鑒定的專家將邵某的死亡作如下解釋：“下腔靜脈、胸主動脈傷沒有傷及整個層，住院后病員血壓回升，管腔壓力增高，在原損傷基礎上突發(fā)血管破裂大出血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醫(yī)院在病人處理上無原則性錯誤，病人突然死亡與胸外傷之特殊有關”。通過一個建立在分析材料（材料是否真實姑且不論）基礎上的“紙上談兵”式的論證會，各位專家敢于推翻通過現(xiàn)場解剖得來的法醫(yī)鑒定結論，得出完全相反的死亡原因。作為基本不懂深奧醫(yī)學知識的普通百姓，邵某的家屬實在是想不通專家的勇氣來自于哪里？面對專家的“話語霸權”，他們微弱的聲音和喪子之痛又能向誰訴說？
有句話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 其中道理無非是說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探索真理，他們的良知會隨時提醒自己要善意的利用自己的知識和思辨，對社會現(xiàn)象做出道德的判斷，他們因此被冠以社會良心的美譽，專家作為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更應該承擔起科學判定是非、關懷弱者命運的道德職責。離開正義的科學知識將比無知更加危害社會，抗戰(zhàn)時期的漢奸翻譯比之當時的老百姓可謂語言學的專家，但是他們的語言天賦因為缺乏良心的支撐而用錯了地方，給民族帶來了普通人難以造成的災難，將被永久的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遭受世人的唾罵。哲人拉貝萊說得好：“學術無良知就是靈魂的毀滅，政治無道德就是社會的毀滅�！睂＜胰魺o良知，則與助紂為虐無異。可見，專家的意見或者結論要想真正被人們尊重,除了淵博的知識，人格尊嚴和敬業(yè)精神同樣不可或缺。專家頭銜來之不易，昧著良心說話無異于自毀長城。
“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是古人對缺乏良知的知識分子的譴責。遺憾的是，在當今社會，或者出于眾所周知的理由（例如為了維護整個行業(yè)的利益），或者出于不為人知的原因，類似前述的專家鑒定比比皆是。在這樣的鑒定中，專家往往吝嗇簽上自己的大名，更有甚者，不愿接受來自各方的質詢。如果天花亂墜的專業(yè)名詞成了專家掩飾自己不負責任的遮羞布；如果社會的良心發(fā)生了錯位。誰能夠糾正？誰有權糾正？是法官，法官無疑是社會良心的最后一道防線。換言之，法官的良心是社會正義的最終保障。
法官對于自己的這項權力似乎并不自信。很多時候他們也感覺到一些專家鑒定結論存在很多疑點，甚至有些“霸道”。但是要法官在自己的判決中推翻專家的結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法官直言不諱的道出其中的原因：專家結論即使錯了，法官根據(jù)該結論作出錯誤判決，追究起來，完全可以推倒專家的身上，自己畢竟不懂專業(yè)；相反，如果推翻了專家的結論，來自各方的“神仙”就會找上門來，論起專業(yè)，誰的道行都比自己深，這不是自尋苦惱嗎？
聽起來有些道理。但是這些明哲保身的道理本不應該由法官說出來。對于公平正義的裁判，任何專家都取代不了法官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說專家昧著良心鑒定是出賣知識分子的良心，那么法官向這樣的“權威”低頭就是毀掉整個社會的良知。
從古到今，從形式上來看，法律是愈來愈復雜了；甚至有越來越多的案件的審理需要專家說話了。但愈是這樣，我倒覺得我們應從另一角度把法律看得簡單一些，簡單到什么程度呢？簡單到平常人的良心。法官如果保持一顆平常人的良心，又怎么會輕易向權威低頭？又怎會將判決的權力讓渡給專家的鑒定結論？
法官做久了，難免產生一些職業(yè)病：只知法律條文，盲目崇信權威，忘卻社會良心，刻板固執(zhí)，不通情達理。怎么辦呢？西方人就專門選拔一些品行端正、未曾系統(tǒng)學過法律的普通公民組成陪審團，讓這些“法盲”摸著心口、憑著良心來判斷被告是否犯罪。可見法官的判案要符合良知，對于“病人的血管是被自己的恢復正常的血壓撐破的”這樣違背良知的鑒定結論，法官當然可以說“不”。因為法官的判決是靠人們的普遍認同、遵守才會發(fā)生作用，如果人們在良心上抗拒它，它就如同一紙空文。我們固然可以強迫人們履行判決，借用老子的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看一看司法實踐中自動履行生效判決的比例，這個問題不值得深思嗎？
每個人，包括專家、法官都是活在現(xiàn)實中的人，專家鑒定或法院判決的結果如果遠離了公眾心目中的正義觀念，其正義性就會受到懷疑。越是擁有超強能力的人，對于社會的正義越是負有責任。專家占據(jù)了知識的尖峰，法官掌握裁判的權力，面對普通公眾，你們能夠漠視自己的能力嗎？最后用鄭板橋的詩結語：“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卅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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